海明威[小说家]

海明威，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风格和文体独具一格，在欧美风靡一时，很有影响。生于芝加哥郊区的奥克帕克村。受家庭影响，酷爱打猎、钓鱼和拳击运动，对音乐、绘画也颇感兴趣。一九五四年，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899年7月21日，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镇一个医生的家庭，他的父亲酷爱打猎、钓鱼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喜爱文学，这一切都对海明威日后的生活和创作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中学毕业后，海明威在美国西南的堪萨斯《星报》当了6个月的实习记者。这家报馆要求新闻报道简捷明快。海明威在《星报》受到了良好的训练。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明威怀着要亲临战场领略感受战争的热切愿望，加入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投身意大利战场。 　　

大战结束后，海明威被意大利政府授予十字军功奖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获得中尉军衔。伴随荣誉的是他身上237处的伤痕和赶不走的恶魔般的战争记忆。 　　

康复后的海明威作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常驻巴黎。他对创作怀着浓厚的兴趣，一面当记者，一面写小说。他的创作得到当时著名小说家的鼓励和指点。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出版了许多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太阳照常升起》。《太阳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小说。写的是像海明威一样流落在法国的一群美国年轻人。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战争给他们造成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巨大伤害，他们非常空虚、苦恼和忧郁。他们想有所作为，但战争使他们精神迷惘，尔虞我诈的社会又使他们非常反感，他们只能在沉沦中度日，美国作家斯坦因由此称他们为“迷惘的一代”。这部小说是海明威自己生活道路和世界观的真实写照。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个文学流派因而也被人称为“迷惘的一代”。  

1929年，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好作品。小说的主人公亨利是个美国青年，他自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参战。在负伤期间，他爱上了英籍女护士凯瑟琳。亨利努力工作，但在一次撤退时竟被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险些被枪毙。他只好跳河逃跑，并决定脱离战争。为摆脱宪兵的追捕，亨利和凯瑟琳逃到了中立国瑞士。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幸福而宁静的生活。但不久，凯瑟琳死于难产，婴儿也窒息而亡。亨利一个人被孤独地留在世界上，他悲痛欲绝，欲哭无泪。小说在战争的背景下描写了享利和凯瑟琳的爱情，深刻地指出了他们的幸福和爱情是被战争推向毁灭的深渊的。 　　

1928年，海明威离开了巴黎，居住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古巴，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他经常去狩猎、捕鱼、看斗牛。但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无法再过宁静的生活了。1937年至1938年，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西班牙内战前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记者随军行动，并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明威立即将自己的游艇改装成巡艇，侦察德国潜艇的行动，为消灭敌人提供情报。1944年，海明威随同美军去欧洲采访，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受重伤，但痊愈后仍深入敌后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获得一枚铜质奖章。 　　

1940年，海明威发表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美国青年乔顿，他志愿参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奉命在一支山区游击队的配合下，在指定时间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梁。乔顿炸毁了桥梁，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独自狙击敌人，等待他的是死亡。乔顿有高度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因自己能为反法西斯斗争捐躯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海明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

1952年，海明威发表了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老渔夫桑提亚哥在海上连续84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40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孩子跟着老头不会交好运。第85天，老头儿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老头儿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马林鱼只剩下一付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精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头儿，他认为桑提亚哥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桑提亚哥在茅棚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桑提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与海》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象征着人类这种“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 　　

桑提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一生勤奋创作。早上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写作。他写作时，还有一个常人没有的习惯，就是站着写。他说：“我站着写，而且是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 　　

海明威于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中，同时也由于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对于这一赞誉，海明威是当之无愧的。 　　

获奖后的海明威患有多种疾病，给他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没能再创作出很有影响的作品，这使他精神抑郁，形成了消极悲观的情绪，终于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以自杀这种方式解脱了自己。这也是海明威“硬汉子精神”的一种追求吧。1961年7月2日，蜚声世界文坛的海明威用自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整个世界都为此震惊，人们纷纷叹息这位巨人的悲剧。美国人民更是悲悼这位美国重要作家的陨落。

海明威的父亲名为克拉伦斯·艾德蒙兹·海明威（Clarence Edmonds Hemingway），曾毕业于奥柏林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内科医生。克拉伦斯的父亲是曾参与美国内战的老兵安森·海明威，安森后来一直在芝加哥经营房地产生意，非常兴隆。克拉伦斯是一个狂热的硬币收集家与集邮家，亦有收集坡塔瓦图密印第安人箭头的习惯。同时，他也是一个业余标本家，会剥制小动物和鸟类，同时也收集蛇类，放在密封的玻璃罐子中，用酒精保存作标本。

克拉伦斯与海明威的母亲格雷斯·霍尔·海明威（Grace Hall Hemingway）在高中时代初次相遇。她是个声线美妙的女低音，她的母亲与老师们都曾鼓励她从事正统歌剧事业。她高中毕业之后，有5年的时间从事音乐教学、语言与声音训练的工作。由于她在7岁时曾害过一场猩红热病，因此她患有眼疾。她的眼睛一直对强光非常敏感，因此头部常有神经痛。在她23岁那年的冬天，她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初次登台表演歌剧，但是她的眼睛抵受不住台上灯光的照射，遂于同年夏天与父亲出国。1896年10月1日，格雷斯与年轻的克拉伦斯·海明威医生结婚，此时她已回国。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哈和莫扎尔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橡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了，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当初训练拳击的时候意外伤到了左眼，视力下降，从那以后他左眼的视力再也没有恢复过），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左膝盖被机枪打碎，被迫手术换了一个白金膝盖。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还有少数弹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那个年老的侍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民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浊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

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站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虽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

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这两本书的权限。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舍伍德•安得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

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舍伍德•安德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

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滚。 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弥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弛了。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谐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

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瞭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军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

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他描述自己大胆勇敢未免夸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动确是更象战士，不大象记者。他在巴黎效外一个哨所负责巡逻与查问很有成效，为莱克勒克将军部队的前进收集情报。德军反攻期间，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带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用短武器参加激烈的战斗。军人对他的印象比新闻界同业对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态度傲慢，也许是因为他过分渲染他个人如何率领一支游击队组成的小部队解放旅游者俱乐部，解放里兹饭店。一群记者控告海明威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经过短短的审问免于判罪，后来还得了铜质星章。

战争结束时，海明威四十六岁，他给自己画的饱经战患而又不屈不挠的老兵形象已经不是铅笔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阴沉的全身像了。还有什么呢？海明威通过言论与行动说明自己在生活与艺术方面都要来一个新的开端。他在战争的年代里，只发表了为《下午报》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还有为《柯里厄》撰写的、从欧洲战区拍回的电讯。现在他笼统声称正在写一部作品，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海明威仿佛要加强他的新生感觉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玛瑟•盖尔荷恩离婚，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瞭望农场”，随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威尔什，又是一位记者，明尼苏达州人。

一九四O年以后海明威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重头作品。一年前他险些死于丹毒。实际起因是尘土进了眼睛，揉后眼睛发炎，可是海明威夸大这件小事，说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鸭子时子弹的一点软塞进了眼睛。他住院时决定写这部规模较小的作品。客观情况改变不了批评界的意见，这部作品受到难听的攻击。较温和的批评家说它“情绪厌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潜力；绝大多数批评家粗暴地攻击它是顾影自怜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尔上校身上，海明威自传性质的形象很突出，唠叨他无法规避的主题——死亡、孤独、爱情和勇敢——这是他四十年代经验的具体化。

此后，他不断深入到过去经验里去，仿佛怀旧能补偿艺术上的无能。他从艺术家权充探险家又一次变为追求艺术的冒险家，这个循环过程也就接近结束了。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猎和捕鱼的冒险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与玛丽去非洲作狩猎旅行。他已是满身伤痕，这一次又遇到飞机连续出事，险些丧命。第一次失事，玛丽断了两根胁骨，海明威肝部与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伤；第二天，飞机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外加内伤。虽然他开始倒运，不过还算幸运，在内罗毕医院养伤时居然能读到关于自己的讣告（海明威是唯一一个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讣告的著名作家）。他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经历，但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只是连续性的两段二流水平的新闻报道。捕鱼的收获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

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一九五四年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可能也是《老人与海》帮的忙。这时，他更加使劲地排除通往过去的顽固的障碍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时候他堂到过描写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写进另一部《午后之死》里去。成果又是两段连续性的报道，叫做《危险的夏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原稿其余部分从未发表过），也写得苍白无力，读来乏味。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学艺的巴黎。海明威还没有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年写下的一大箱札记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术语对他妻子说，他打算“反拍写传记，回忆的传记。”海明威夫妇回到古巴后，对菲德尔•卡德特罗获得胜利后的形势把握不住，就离开“瞭望农场”，迁居到爱达荷州克特钦的大型别墅，海明威在那里加工修改札记。

他去世后，玛丽•海明威在他房间里的一只蓝箱子里发现这份打字稿。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说：“他一定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稿，只待编辑加工。”一九六四年，此书出版，题为《流动宴会》。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定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此病曾经折磨过他父亲），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象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进行了二十五次电疗来减轻抑忧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板机一齐扣动。在《海流中的岛屿》里，海明威的受了伤、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说：“别操心、老兄……你一辈子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满是死亡的诱惑。但应当记住，海明威对于生活也同样执着。他在《流动宴会》结束部分写到巴黎时打过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巴黎总是值得一去，你带去什么东西，总会有报偿。”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1899—1961），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作品以歌颂普通人的真诚和勇敢为主题。海明威本人是一个喜欢饮酒，狩猎，捕鱼，拳击和滑雪的硬汉。

一九五四年，海明威以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位令人羡慕的作家竟在获奖六年之后，却用猎枪结束了自己62岁的生命。而其《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原型富恩特斯，一个清贫的渔民，却能享年104岁。为什么一个拥有了一切的人选择了死亡，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选择了活着？

加缪说过，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

海明威信奉基督教，而自杀在基督教中是极大的罪孽。他也不是天生的忧郁者，并在经历过1925年那次感情风波之后（当时海明威挣扎在哈德莉和波林二个女人之间，情感的自责与欲望的诱惑几乎使他陷入绝境），他认为自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海明威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呢？

无独有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1972年），也步海明威之后尘，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而未留下只字遗书。但他在1962年曾经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好一个“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参照川端康成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的表白：“荣誉和地位是个障碍。过分的怀才不遇，会使艺术家意志薄弱，脆弱得吃不了苦，甚至连才能也发挥不了。反过来，声誉又能成为影响发挥才能的根源……如果一辈子保持‘名誉市民’资格的话，那么心情就更沉重了。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不由令人顿有所悟，看来对于名人的心理状态似有探索之必要。

或许我们可以由此窥探出海明威自杀动机的端倪？

名誉地位财富爱情，对人类来说，历来就是莫大的诱惑。诱惑之所以是诱惑，就是因为它总是顺着人的天然本性与弱点。实际上，很多人清白地过了一生，倒不是由于他们的意志多么坚强，品德如何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犯错误的因缘，或者说没有人肯诱惑他们。因此有人说，一切天才常常是不道德的，而傻子的道德感却总是特别强。

身为天才的海明威，自然会受到许多诱惑。他既食人间烟火，也就无法免俗。然而，对于取得了名誉地位的海明威来说，接踵而来的除了荣耀之外，也有了作为名人的许多烦恼。而且，正如人们所说的，“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

因为，人们在对名人喝彩吹捧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监视的目光就越峻厉。在这种情况下，名人们承受着名誉所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总是感到进退维谷。其中少数人出名后变得张狂，而大多数人则变得谨小慎微、寡言少语。这两种状态都很难使名人们在事业上再有重大贡献，而没有贡献，又何以还算是名人？正如贝多芬所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

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

高处不胜寒。成功是喜悦的，但也给成功者带来了空前的寂寞感。

泰戈尔说：“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因为身处高地就没有了遮掩，就得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中。事实上，如果你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倒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何必人人都去参加登山运动呢？但是，又有几个名人能看破红尘、从山上走得下来呢？

在获得殊荣的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

促成自杀的心情，可视之为对自己的重视。当一个人的现实生活和其希望严重抵触相悖时，当他对自己的现状极度不满意时，就会想到自杀。当年海明威在获奖演说中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如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就必须面对永恒，否则每天都会走下坡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写完一本书只是标志着他要写出更高水平的书的开始。”

然而，自杀前夕的海明威却“几乎完全停止写作了，偶尔给朋友写几封回信。二月份，玛丽要他写几句话附在送给肯尼迪总统的书上面。她买回一些纸，裁成所需要的宽度和长度。随后他开始在客厅里的长桌上写。他整整忙了一天，中间只停下来吃中餐。桌上放着二十几张写过的纸。显然，全部不合格。这时房子里气氛十分紧张。玛丽耐着性子等着，后来索性到外面去散步。可是当她散步回来，他还在那里不停地写。他所喜欢接触的人不多。其中一个是赛维尔医生。赛维尔医生每天都到他家给他量血压。他这样来来往往，仿佛欧内斯特的生命就操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总是肩并肩地坐在客厅的北端窗子下的长椅上。欧内斯特总是坐在老地方，上臂箍着那灰白色的量血压器，一边辛酸地说，他再也不能写作了——不可能有新的作品了。说到这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淌流在双颊上。”（贝克著《海明威传》）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他的生命。

作家史铁生有一句名言：“人为什么要写作？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我以为，此话不仅是饱受高位截瘫和尿毒症双重折磨的史铁生对自己命运的态度，也恰恰是对海明威自杀原由的诠释。即：史铁生为了写作而选择活着，而海明威因为不能写作而选择死亡。

人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但可以选择死。

当对生活的失望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时，人就会决心了其终生。

一贯信奉“活着，则应勇敢地活下去”的海明威，当他无法继续被视为生命一样的写作时，当他无法找到在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时，这位硬汉就毅然决然地自杀了。应该说，无法进行创作的绝望，是促成海明威自杀的根本原因。仅仅肉体上的病痛决不足以击倒这位硬汉。

海明威去世前一天，在给他的渔民老友富恩特斯的信中说：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

对自己的不满足和无法满足，最终导致了海明威的饮弹自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他见习记者，受到严格的语言训练。其后参加战后救护队，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经过13次手术，从身上取出200多块弹片。战后以驻欧记者身份长驻巴黎，结识了美国作家斯坦因和宠德等，开始发表作品。小说《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是成名作，重要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和《永远了，武器》被看作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30年代，与“迷惘的一代”分道扬镳，海明威参交了左翼文艺运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参加过马德里保卫战。这期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有的》（1937）、剧本《第五纵队》（1950）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等，后者标志着他创作上的一个新的至高点。 

二次大战时，海明威曾用再见的游艇协助正规军作战，在海上搜寻纳粹潜艇，收到当局嘉奖。其后又率领一支游击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  

50年代，海明威又回到捕鱼、打猎等冒险生涯中去，应乘坐的汽车、飞机连连失事，在医院竟读到了关于他遇难身亡的讣告。这期间主要创作了《过何如林》（1950）和振撼欧美文坛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等。1954年“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晚年由于多种疾病缠身，身心备受折磨，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自杀身亡，他用猎枪为自己戏剧性的一生画了句号。

海明威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在创作上，海明威最钟爱的主题是战争、死亡、男子汉气概爱情。这也是他一生生命的主旋律。特别是“死亡”和“男子汉气概”，贯穿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成为他作品的主要风格特征，再加上简洁有力，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语言，使他的创作在欧美文坛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在美国引起一场文学革命。

 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对于海明威的评价，正如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唁电所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他称海明威为“本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要了解美国，你必须走近海明威，走近代表着美国民族坚强乐观的精神风范的文学长廊中来。

海明威的文风一向以简洁明快著称，俗称“电报式”，他擅长用极精炼的语言塑造人物。他创作风格也很独特，从来都是站着写作。以致他的墓碑上有句双关妙语：“恕我不能站起来”。他笔下的人物也大多是百折不弯的硬汉形象，尤以《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最为典型。用海明威的一句名言可以概括这类硬汉甚至其本人，乃至可涵盖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短篇小说

充满暴力、鲜血和死亡意象，构成了贯穿作家一生的“硬汉子”精神。《印弟安营地》中的印弟安男人、《打不败的人》中的斗牛士曼努埃尔、《五万元》中的拳击师杰克、《弗朗西斯·麦康贝短暂的幸福生活》中的主人公、《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等都是硬汉子形象。其特征是蔑视死亡，勇于迎接死亡。

长篇小说

（1）《太阳照样升起》是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表达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美国年轻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绝望。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宣言书。作品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青年人迷惘、苦闷的精神状况。小说的叙述者兼男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在巴黎工作的美国记者，在战争中负伤而失去了性爱能力。他爱上了女主人公英国姑娘勃雷特·艾希利，但是两人无法结合。为了解除精神上的苦闷与无聊，他们约好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来到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区，以狩猎、钓鱼和观看巴斯克斗牛来消磨时光。但美丽的大自然并没有使这些受伤的心灵平静，他们无休止地酗酒、追求刺激、争风吃醋、打架斗殴。最后，巴恩斯在斗牛士勇敢精神的激发下，似乎看到了人的本质力量和生活的真谛，却终究没有改变他对生活的失望与厌倦。最后，他们失望地回到巴黎，太阳照常没有升起。这部小说集中地反映了战后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和道德危机，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迷惘，因此《太阳照样升起》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品。

（2）《丧钟为谁而鸣》（旧译《战地钟声》）是一部杰出的反法西斯小说。小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通过后方一个游击分队的一次军事行动，展现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广阔画面。主人公罗伯特·乔丹是一个美国教员，自愿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他的任务是领导一支西班牙山区游击队去炸毁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桥。小说集中写他在游击队据点三天三夜的活动：游击队长巴勃鲁胆小怕事，为保存自己的地盘，不惜进行破坏，他的妻子毕拉尔则勇敢坚强，坚决支持乔丹的行动。其他游击队员都是出身贫苦，心地善良朴实的爱国者。游击队里还收留了一个遭受过法西斯军队污辱的姑娘玛丽亚。小说还描写了乔丹同玛丽亚纯洁的爱情，他们希望结婚，将来到美国去。最后，乔丹虽然成功地炸毁了桥梁，却身负重伤，他命令其他游击队员撤离，自己独自在山顶上狙击敌人。《丧钟为谁而鸣》中的乔丹不同于海明威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尽管也有迷惘的情绪，但他不厌恶战争，不逃避社会，他考虑的主要之点是怎样去完成他的职责；他的爱情也不是与战争相对立的个人幸福。他明确地区分了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体现了海明威战争观的升华。因此，这部小说是海明威创作道路上新起点的标志。

海明威的创作具有鲜明、强烈的个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迷惘的一代”——“迷惘”的文学主题。

1926年，海明威将斯泰恩的一句话作为《太阳照样升起》一书的题词：“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后来，“迷惘的一代”就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专门名词，用来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作家。“迷惘的一代”并非文学实体，它既无组织，又无纲领，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盛行过一二十年的文学流派，它是对战后一代美国青年厌恶、恐惧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而痛苦迷惘的集中反映，对当时的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海明威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迷惘”是海明威创作个性的显著特征，是笼罩他全部作品的统一风格。他的许多作品、许多主人公都给人以迷惑、怅然若失的印象，即使在那些现实性和倾向性很强的作品里，也涂上了浓重的迷惘色彩。早期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的尼克形象，表现了一个青年初次接触到一个充满暴力和性的邪恶世界的那种本能的恐惧与困惑不解，这也正是青年海明威的心灵创伤和迷惘。战争使海明威迷惘的心理素质发展成为基本的个性特征。1918年，海明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身负重伤，他清楚地看到战争摧毁了人类文明，摧毁了青年对生活美好的幻想，摧毁了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战争给海明威的精神和肉体以巨大创伤，促使他最终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言人。总之，从《在我们的时代里》到《老人与海》，海明威迷惘的创作个性特征始终存在着，以不同的形态表现出来——宿命论、逃避、悲剧、放纵、毁灭。

2、“硬汉子”——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在海明威的作品里，最富有魅力和打动人心的，是他塑造了众多的在迷惘中顽强拼搏的“硬汉子”形象。海明威在选择人物时特别喜欢斗牛士、拳击家、猎人、渔夫、士兵，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旺盛的精力，在同充满敌意的世界对抗中殊死搏斗，表现出共同的性格特征：坚强刚毅、勇敢正直，无畏地面对痛苦和死亡，他们都处在尖锐剧烈的外部和内心冲突中，他们都有共同严酷的悲剧命运，但无论情况多么严重，困难多么巨大，死神多么可怕，他们都不失人的尊严，不失勇气和决心，表现出临危时的优雅风度。

“硬汉子”形象随着海明威思想和创作观的发展变化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在的表现，大致可分三类：

早期的硬汉子多出现在斗牛场或拳击场上，他们孤独、倔强、争强好胜，为了人格尊严和职业的荣誉不惜孤注一掷，以死相搏，夺取胜利。在短篇小说《打不败的人》中，这种硬汉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年老的斗牛士曼努尔，青年时曾以武艺超群和刚勇顽强而威震斗牛场，但青春的大好时光一经消逝，他便不再受到青睐。为了保住青年时代的荣誉，他执意再上斗牛场，与公牛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以压倒一切的精神力战公牛，终于把利剑戳进了公牛的身躯，从而保住了“打不败的人”的称号。

中期的“硬汉子”有了新的发展，以《丧钟为谁而鸣》的主人公乔丹为代表，这个形象已经不是为了个人荣辱奋斗的勇士，而是为人民事业献身的英雄，他已经摆脱了孤立主义，而为正义、民主而战，与人民生死与共，他的对手也不是一般的邪恶势力，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个新的硬汉形象，灌注了新的时代精神和崇高信念，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晚期海明威笔下硬汉子形象的集中体现是《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这个硬汉子形象同前面两个时期有所不同，具有浓厚的哲理性与象征意义。老人桑提亚哥象征着一种哲理化的硬汉子精神，一种永恒的、超时空的存在，一种压倒命运的力量。作者将富有生命的形象同朦胧的寓意融合在一起，将现实生活的诗情画意同深刻的哲理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体现着人类尊严和命运重压下仍有优雅风度的硬汉子形象。

3、“冰山”风格——独特的形式美。

海明威以精通叙事艺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他的“冰山”理论就是精通现代叙事艺术集中的体现。他曾在《午后之死》一书中写道：“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的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海明威就是根据“冰山”原理来创作他的作品，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具体表现在他的作品的文体与结构上。

海明威的文体风格是最受人称道的。他那清澈流畅、朴实无华的散文体奠定了他作为那个时代最富有才华和艺术感染力的散文体作家的地位。海明威的文体风格具有简洁性、含蓄性等特点。首先，他以简约、清新的文体净化了文风。英国评论家赫·欧·贝茨称海明威的文体“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他说：“海明威是一个拿着板斧的人”，“砍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通过疏疏落落，经受过锤炼的文字，眼前豁然开朗，能有所见”。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往往是很卓绝的语句，很简单的句子结构、常用词或日常用语，他厌恶“大字眼”，摒弃空洞、浮泛的夸饰性文字，习惯于选用具体的感性的表达方式，从而使作者、对象与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取得清晰自然、真切疏朗的艺术效果。其次，他采用了多种简约、含蓄却内涵丰富的表达形式。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他的感情，不论是失望、恐惧还是悲愤、轻蔑，从来不作过分的描写，它们总是凝结在艺术形象里，包含在简洁的景色描写、人物动作中。他常用电报式的对话、内心独白、象征手法、意识流手法等来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些含而不露的写法为读者留下联想的空间，从而达到厚积薄发，意到笔不到的艺术神韵。

海明威的“冰山”风格还体现在他的作品结构上。海明威反对传统的史诗式的小说结构，他也从不写恢宏的长篇巨著，他的小说往往只是截取故事的一个时间段或一个时间点，以集中反映重大的主题或历史事件，至于故事的经过和历史背景，则当作“冰山”的八分之七隐匿在洋面之下，但他又要让读者强烈地感到它的存在。他在谈到《老人与海》的创作时指出：“《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但结果小说却被浓缩到只有五万多字，小说仅集中描写了老人在海上捕鱼的惊心动魄的三天。《丧钟为谁而鸣》堪称海明威最长的长篇，但事件发生的时间极其有限，只限于三天之内的几十个小时里，但小说却生动地展现了西班牙内战及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这一宏伟的历史画卷，其作品内容的丰富性和人物的复杂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它一些短篇小说如《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杀人者》等都是采取这种非常集中的时间模式来写的，而这种海明威式的时间模式又与他的电报式文体风格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海明威作品中的“冰山风格”。

《永别了，武器》

1、故事情节梗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青年亨利志愿到意大利军队里服役。在奥地利前线，他经人介绍认识了英国籍护士凯瑟琳。起初亨利并不真心爱凯瑟琳，认为与她交往不过是一场用无聊的话语而不是用纸牌来进行的赌博，是逢场作戏。后来在一次炮击中，亨利腿部受伤，去米兰治疗，由凯瑟琳看护。亨利在凯瑟琳的细心照料下恢复了健康，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爱情，两人在米兰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亨利急于想结婚，但凯瑟琳考虑到，如果结婚，她就得回英国，便没有同意，希望战后再建家庭。秋季亨利被召回部队，正赶上德军反攻，意军败退卡波瑞托，亨利在撤退的路上，因有外国口音被保安部队误认为是德国间谍而被捕。亨利看到意大利宪兵胡乱枪杀撤退中的意军军官，于是伺机逃跑，找到了凯瑟琳，一起逃往瑞士。在那里，他们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生活。冬季，他们来到洛桑，以便凯瑟琳分娩时能及时送医院。不幸的是，凯瑟琳因剖腹产大出血，大人小孩一起离开了人间。亨利麻木地告别了“石像”似的凯瑟琳，离开医院，绝望地回到旅馆。

2、主题

《永别了，武器》通过美国青年亨利与英国女护士凯瑟琳的恋爱悲剧，鲜明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充满血腥、毁灭和死亡的战争画面，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对人类物质和精神的摧残，从而对战争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3、艺术成就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独特的艺术风格成熟的标志。它不仅显示出作者在素材提炼、主题开掘、情节安排等方面具有极深的造诣，还充分表现出作者在写人状物的手法、语言和文体的运用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突出地体现了简约含蓄的散文风格。

海明威为了达到厚积薄发的艺术效果，体现他的“冰山”写作原则，他总是十分注重描写对象的内涵，讲究文体的简练、含蓄，力避华丽词藻和洋洋洒洒的宏论。例如小说开头的那段写景，便是“冰山”风格的典范，写得简练、含蓄，富于象征性：

那一年晚夏，我们住在乡下一间小房子里。从那里我们望见隔河的平原，平原同山连在一起。河底有圆石子，在太阳光下又白又滑；河水又蓝又清，水流得很快……平原上一片丰收景象，果实累累。平原的后面是紫褐色的光秃秃的山峦。山上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在黑暗中，那些炮火真像夏天的闪电。不过，夜里阴凉，不像夏天风雨未来前那么闷热。

这段文字叙述了故事的地点和时间，作者采用平原与高山的强烈对照，平原上果实累累，丰收喜人，而高山上炮声隆隆，使小说一开始就暗示了和平与战争的反差，强烈地烘托了小说反战的主题。

（2）充分体现了海明威描写艺术的绘画感与电影艺术特点。

海明威在写景状物、塑造人物时，常把活生生的画面直接诉诸读者的视觉，读者通过人物一系列动作、语言和行动，真切而迅速地体验人物的内心感情和思想性格。他从视觉、感觉、触觉等几个方面着手去刻画人物，描写景物，并采用具体鲜明，不夹杂个人爱憎的感情色彩，真切不隔的画面映入读者的眼帘，让读者去体味凝聚在形象中的思想情绪，尽量缩短作者、形象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使读者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真实感。如第30章那段卡别雷托老百姓随意军大溃退的描写，海明威就像一个战地摄影师，忠实地把大溃退的场面摄制下来，而读者在画面上却又感觉不到作家的存在，只看到逃难的景象，并通过画面真切而迅速地体验到当时逃难者内心的惶恐不安。像这样的画面在小说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3）对话和内心独白极为精彩。

对话写得简短含蓄，从不拖泥带水，却使人能真切地感受到说话者的心情甚至表情。独白非常有力量，多用重复来加强人物情绪的炽烈效果，如富有传神之笔的结尾多为人称道：

医生顺着过道走掉，我回到病房门口。

“你现在还不能进来，”一名护士说。

“不，我要进。”

“你还不能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一位也出去。”

我把护士赶走，关上门，熄了灯，可这也没什么用，这像是同一尊石像告别。过了一会儿，我走了出来，出了医院，在雨中走回旅馆。

从这段文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亨利同死去的妻子告别时绝望的表情，也可以感受到他伤心而麻木的心。

　　总之，所有这些技巧在小说中都融汇在一个统一的艺术风格之中，没有丝毫的斧凿痕迹，而这又与海明威在创作上的勤奋是分不开的。如这个著名结尾，海明威曾修改了39遍之多，传为文坛佳话。也许他在艺术风格上所显示的独创性，正是取决于他在艺术上所持的严谨态度。

《老人与海》

1、内容梗概

《老人与海》取材于作者早年听一个老渔夫叙述他在海上跟踪鲨鱼并与之搏斗几天的故事。小说情节十分简单，写一个古巴老渔夫在海上三天的捕鱼经历。主人公桑提亚哥是一位老迈倔强的古巴渔民，可出海84天打鱼却空手而归。第85天，他去远海捕到一条比船还长的马林鱼，于是人与鱼展开了一场生死的搏斗，经过一夜的苦战，桑地亚哥才把大马林鱼弄死，系在小船边。可是在返航途中，筋疲力尽的老人受到成群的鲨鱼攻击，马林鱼被完全撕食，最后靠岸时，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鱼骨。而疲惫不堪的老人在船上睡着了，再次梦见那只威武雄壮的狮子。

2、主题

（1）反映了具有深刻哲理性的主题：人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逃避不了失败的命运，但面对失败，人仍要不失尊严、勇敢、决不妥协。（作品中的名言：“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2）表现了“英雄与环境”的传统主题。既歌颂了人类的伟大力量，又对人生表现出无可奈何的绝望心情。

3、桑提亚哥的形象

《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是海明威着力刻画的“硬汉子”的形象。他是下层劳动者的代表，是一个真正、单纯的老人，过着贫困而孤独的生活。老人的生活尽管艰辛困苦。但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乐观的精神。小说中描写的捕鱼的过程，充分表现了桑提亚哥的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84天捕不到鱼仍旧毫不气馁、精神焕发，同捕获的大马林鱼搏斗了两昼夜，返航途中同鲨鱼奋力搏斗。在老人羸弱的身躯里面蕴藏着崇高的精神力量，他面对厄运，既不抱怨，也不气馁，而是以无畏的勇气和奋斗的精神去迎接灾难。在他与大海的搏斗中，展示出人的高贵和尊严。

4、艺术特征

海明威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又借鉴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老人与海》充分体现了他的独特风格。

首先，象征手法的运用。如用大海象征变幻无常的社会生活，用马林鱼象征人生理想，用鲨鱼象征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用狮子象征勇气和力量等。

其次，含蓄、凝练的意境。海明威对桑提亚哥充满了感情，可是他却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叙述老人的故事，将自己的感情凝聚在艺术形象里。

第三是简约清晰的文化。海明威的文体如同电报的电文，句子结构简单。他采用具体而感性的表达方式，将作者、对象和读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程度。《老人与海》的文体正是如此。

小说

1925年：《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
1926年：《太阳依旧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9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1937年：《有钱人与没钱人》（To Have and Have Not）
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或译《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50年：《渡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1952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70年：《岛之恋》（Islands in the Stream）
1985年：《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
1999年：《曙光示真》（True At First Light）
2005年：《乞力马扎罗下》（Under Kilimanjaro）

非小说

1932年：《午后之死》，或译《死在午后》（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35年：《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62年：《Hemingway, The Wild Years》
1964年：《流动的飨宴》（A Moveable Feast）
1967年：《By-Line: Ernest Hemingway》
1970年：《Ernest Hemingway: Cub Reporter》
1981年：《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1985年：《危险夏日》（The Dangerous Summer）
1985年：《Dateline: Toronto》

短篇小说集

1923年：《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
1925年：《雨中的猫》（Cat in the Rain）
1925年：《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
1927年：《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
1932年：《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1933年：《胜者一无所获》（Winner Take Nothing）
1938年：《第五纵队与49个故事》（The Fifth Column and the First Forty-Nine Stories）
1972年：《尼克·亚当斯故事集》（The Nick Adams Stories）
1987年：《海明威短篇故事全集》（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1995年：《海明威故事选集》（Everyman's Library: The Collected Stories）

被拍成电影的作品

1932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由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主演
1943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由加里·库珀和英格丽·褒曼主演
1944年：“虽有犹无”（To Have and Have Not），由亨弗莱·鲍嘉和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主演
1946年：“杀人者”（The Killers），由巴特-兰卡斯特（Burt Lancaster）主演
1952年：“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由葛雷哥莱·毕克主演
1957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由洛·贺逊（Rock Hudson）主演
1957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由泰隆·鲍华（Tyrone Power）主演
1958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由史宾塞·屈赛主演
1962年：“一个年轻人的冒险”（Adventures of a Young Man）
1964年：“杀人者”（The Killers），由李·马荣（Lee Marvin）主演
1965年：“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77年：“河流中群岛”（Islands in the Stream），由乔治·斯科特（George C. Scott）主演
1984年：“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90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由安东尼·奎恩（Anthony Quinn）主演
1996年：“爱情与战争”（In Love and War），由克里斯·奥唐纳（Chris O'Donnnell）主演

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予银制勇敢勋章

2、1953年凭《老人与海》荣获普立策奖

3、1954年凭《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2001年, 美国现代图书馆评出的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中，海明威的两部作品《太阳照样升起》（台译《妾似朝阳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 and《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榜上有名。

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以惜墨如金且轻描淡写而著称，对美国文学及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海明威的写作风格是受在《堪城星报》作记者时的影响，后来整辈子的写作都是沿用在星报工作时用的写作风格：“句子要写得简洁，文章开首之段落要短，用强有力的的字眼，思想要正面。”

1925年，海明威的短篇故事系列《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版，大大震动美国文坛，一再向他说明他这种惜墨如金的写作风格是为美国文坛所接受的。

对于海明威的写作风格，格楚特斯坦在《爱丽丝·B·托克勒斯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指出“海明威的写作风格是学自格楚特斯坦自己及舍伍德·安德森”。旅美学者夏志清亦有评论过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他认为海明威的文章具记者风格，“一清如水，多读没有余味”。

海明威简洁、直接的写作风格亦是影响后世作者最大的地方。他很少用装饰性的字眼，而是以简明的句子讲诉一些人在生活上所表现出的勇气、力量和尊严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有《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及《老人与海》。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出版。它是一部描述西班牙内战的作品，海明威表达了佛朗哥极权统治不但影响西班牙人，也影响其他国家的人。那个时期，欧美国家很多左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表态反对极权统治。该书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描写满怀理想的美国青年约丹（Robert Jordan）志愿参战，逃亡时因受伤而被遗弃在后方，于是独自与敌人火拼，最后以自杀了结此生的悲剧。故事情节复杂，人物刻划生动。曾拍摄成电影。但是夏志清指出晚年的海明威写来写去还是这个笔调，甚至是自我嘲讽。

七只铅笔

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半，便聚精会神地站着写作，一直写到中午12点半，通常一次写作不超过6小时，偶尔延长两小时。他喜欢用铅笔写作，便于修改。有人说他写作时一天用了20支铅笔。他说没这么多，写得最顺手时一天只用了7支铅笔。向画家、作曲家学习海明威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每年都要读点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巨著；此外还精心研究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西班牙油画家戈雅、法国现代派画家谢赞勒的作品。他说，他向画家学到的东西跟向文学家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他特别注意学习音乐作品基调的和谐和旋律的配合。难怪他的小说情景交融，浓淡适宜，语言简洁清新、独创一格。改到出版前最后一分钟海明威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一共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最终取得了成功。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克格勃人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获准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结果他惊讶地发现,美国大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明威竟然曾于1941年被招募为克格勃间谍!瓦西里耶夫移居英国后,与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汉斯和哈维· 克莱尔分享了自己花费数月时间抄录下来的秘密文件笔记,三人在合著新书《间谍:克格勃在美国的兴衰》中,首次曝光海明威的这段“黑暗过去”。

能力有限未获取任何情报

关于海明威的“黑暗过去”,书中引述前苏联情报机关的秘密文件道:“1941年1月8日,一本《丧钟为谁鸣》被寄往莫斯科。国家安全总局(克格勃前身)给海明威的代号为“阿尔戈”。1941年‘阿尔戈’在动身去中国前被吸收进来……在中国期间,并未与他取得联系”。

书中提到,1941年底,“中心”写信给纽约的“马克西姆”说,需要“为他(海明威)寻找出境去我们感兴趣国家的机会”。1943年-1945年,海明威与苏联情报人员有过数次接触。这几次会面的目的是“考察其人,看他是否有能力为我们工作”。但“由于我们的人被紧急召回国内,与‘阿尔戈’没能保持进一步联系”。“阿尔戈”从未传递过“任何政治情报”。

克格勃曾于1950年派人打探海明威的消息及其政治倾向。得到的回复是:“据说,他似乎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并在文章中抨击苏联。”海明威与克格勃的关系是否就此结束,不得而知。瓦西里耶夫的新书没有给出答案,因为笔记只记到上世纪50年代初。

携妻赴中国前线当“探子”

海明威的确于1941年携妻子到中国采写过战地报道。2007年3月30日,一本名叫《海明威在中国前线》的书籍由美国波托马克图书出版社正式发行,作者是彼得·莫雷拉。书籍的起由是,海明威的忠实“粉丝”莫雷拉在普林斯顿图书馆发现了一封长达6页的从未发表过的书信,写信人是海明威,收信人则是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日期为1941年7月30日。

海明威自己在信中声称,在他去远东之前,一位名叫“怀特”的先生叮嘱他留意中国的情况。在中国,尽管大部分时间沉浸在醉酒之中,海明威还是尽了足够的责任,和许多相关人士进行了认真的会谈。他还曾和夫人深入前线,吃尽苦头。因此,莫雷拉认为,与其说海明威在远东是一个文学探险家,不如说他是一个为美国收集情报的间谍。

“猎捕”德国潜艇无功而返

关于海明威想做间谍的目的,美国著名的海明威研究专家卡洛斯·贝克教授在一本书中写道:海明威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很喜欢秘密策划一些事情,指挥一些特别武装行动。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海明威住在古巴哈瓦那的一个小村子里。海明威志愿加入了美国反情报组织来扫清西班牙难民中的纳粹间谍。

他编了个谎话找到了一份工作,告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他在马德里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接着他就着手开始招募人员来发展这个组织。从西班牙贵族到服务生,海明威都曾经在他最喜欢的一家酒吧里接触过他们。1942年,一心为祖国做点儿什么的海明威走进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向大使提出了一个消灭德国潜艇的设想。海明威驾驶着自己38英尺长的渔船参加了反潜行动,协助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巡逻搜寻德军潜水艇。带着 5毫米口径冲锋枪、一些手雷和自制的炸弹,海明威开始了自己的“猎潜行动”。

最终,海明威的间谍网和“猎潜行动”皆无功而返。一年以后,他放弃了间谍的工作,并一再表示自己没有 “间谍天分”。然而2008年8月14日,美国国家档案局的一份解密文件显示,二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中情局前身)的情报人员有两万多人, 其中就包括大作家海明威及其儿子约翰。

伊丽莎白·哈德莉·理察逊（Elizabeth Hadley Richardson），婚于1921年9月3日，于1927年4月4日离婚。

儿子，约翰·哈德莉，生于1923年10月10日。

孙女，琼·海明威（Joan Hemingway）

孙女，玛葛·海明威（Margaux Hemingway）

孙女，玛利尔·海明威（Mariel Hemingway）

宝琳·费孚（Pauline Pfeiffer），婚于1927年5月10日，于1940年11月4日离婚。

儿子，派翠克（Patrick Hemingway），生于1928年6月28日。

儿子，格利高里（Gregory Hemingway），生于1931年11月12日。

玛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婚于1940年11月21日，于1945年12月21日离婚。

玛丽·维尔许（Mary Welsh），婚于1946年3月14日。

1946年8月19日，她因异位妊娠而流产。

海明威对美国文学影响深远，在今天，美国文学仍然受着海明威的影响。事实上，海明威的写作风格影响甚大，影响着大部分的现代小说，很多作家都想要模仿海明威的写作风格，这些作家都受到了海明威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詹姆斯·乔伊斯称海明威的一部短篇作品“一个清洁而光线充足的地方”是“最好的故事之一”。

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亦影响到了杰克·卡卢克和其他垮掉的一代的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说他曾希望成为一个像海明威这样伟大的美国短篇小说作家。亨特·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常常将自己跟海明威比较，在他早期的小说《莱姆酒日记》（The Rum Diary）中亦可看到海明威风格的简洁字句。汤普森后来亦学效海明威，开枪轰自己的头，自杀身亡，但他用的是点四十五，而不是猎枪。在拉丁美洲文学中，海明威的影响可从诺贝尔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看到。此外，著名小说家艾尔莫·雷纳德（Elmore Leonard）称海明威是影响他最大的人，这可从他著的散文中看到。尽管他声称自己并不认真写文学著作，但他却说：“我以模仿海明威来学习……直至我发现自己并没能模仿他对生命的态度。我并没有像他那般对自己或任何事都存认真的态度。”